◎ 今天的记录就是明天的历史。每一位纪录片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历史责任感。肩负着记录历史，留下历史的真实面目，让后人看到真实的历史的责任，纪录片人就做真实的纪录片，记录真实的历史，真实地记录历史。记录真实的历史达到历史的客观真实，真实地记录历史达到历史的主观的真实。
◎ 从远古的结绳记事起，人类就开始了记录的历史。随着文明的进步，记录手段和水平也一直在提高。无论是《荷马史诗》还是《死者之书》都为我们展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岁月。现在世界上的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在中国记录历史的传统源远流长，史官是出现最早的官职之一，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为前代修史也是每一朝代文治武功的一项重要内容，虽然目的并不单纯是为了记录历史。于是，五千年的文明，缩略为二十四史。从史书上，我们这些生活在公元2000年以后的人们，可以知道2600多年前的秋天的夜晚哈雷慧星拖着长长的尾巴从人们的头顶匆匆划过，也知道大概1300多年前有一个青年发动兵变杀死了自己的兄弟，当了皇帝……五千年的岁月似乎不那么遥远，也不那么缥缈。摄影技术和器材的出现，把人物、历史的一个瞬间一个场景凝固成照片，于是历史的记录突破了文字的苑囿，有了形象。翻翻有意无意留下的老照片，一幅幅连缀成了一段段的时光，照片在当事者本人或许只是当个纪念留给自己，而留给漫长时空的则是历史的证明。照片配合了留存的历史文献，更形象，更生动也更直接地向后世的人们展现历史的样貌。甚至在一些时候，照片对于历史的证明比文字的更有力量。历史在影像的记录里少了些疑惑，也少了些陌生。
◎ 电影机的发明，使记录“活”的历史成为可能。最早的两部电影，说是电影不如纪录片更确切。纪录片之于被记录的对象，较之文字历史记录，前者只是一次光化学转换或是电磁信号转换，后者是从现实到认知到思维再落实到文字；前者是从形象到想象的转换，后者是从形象到抽象转化，前者是一种从物质到物质转换，而后者是从物质到意识的转化，所以前者应该更接近真实。较之图片记录更完整、更连续也更鲜活。对于接受者来说，文字记录的历史是“过去了”的，“死了”的，是死无对证，随你怎么说；而影像记录的历史则是铁证如山，这就是事实，不容辩驳。
◎ 作为一个纪录片人记录真实的历史让历史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现客观真实，求之于记录者的专业水平，职业修养。真实地记录历史，达到历史的主观真实，就要看记录者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良心了，这一点对于纪录片人是非常重要的。纪录片再真实再客观，它都毕竟是一种记录，不是历史本身。这种记录受技术水平、认识能力、拍摄时的自然条件，以及剪辑时的镜头取舍等等因素的影响。举个简单的例子：纪录片《白家家事》（蚌埠电视台摄制）中，为了小妹注册了白家的品牌，兄妹几人吵了一架，就在吵架这一场中，在原则上作者应该中立，不偏不倚才能客观公正，一场家庭矛盾，观众自己去判断是非。作者在解说、同期声的剪辑等各方面都体现了这一立场，这场架吵得非常激烈，作者拍得非常真实。但是吵架现场小妹的近景镜头多于其他人，让观众很容易地认为小妹是主角，尽管最后小妹摔门而去，观众还是会认为作者是站在小妹一边的。这是纪录片真实记录不可避免的问题，因为镜头的使用在景别、角度、长度上不可能绝对平均，绝对对等，不可能在双方对峙总给一方3个特写，另一方也对应3个特写；一方的一句话10秒钟，另一方也要对上10秒钟。但是在8：9这样的一个矩形框定的区域内任何一个内在的或外来的因素的改变都会影响它的表述或接受。所以说历史的绝对的客观真实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们只能无限地接近，但是它永远是纪录片人努力的方向，追求的目标。
◎ 真实地记录历史，达到历史的主观真实，就是纪录片和纪录片人能够做到也应该做到的。中国史家有着秉笔直言的传统，孔子认为“书法不隐”，这就是历史的良心。 “……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 （《左传》） 在这里史官并没有因为晋灵公是昏君，赵盾是晋国的正卿，出名的贤臣，并且他的堂兄弟赵穿刚刚发动兵变，掌握着国家的实际权利，而隐讳不记。在这一点上历史的记录者是要有绝对的职业道德的，摒弃个人的恩怨好恶，甚至这与个人的品质无关。司马迁应该是与汉武帝有着深仇大恨的，作为一个给当朝统治者作传的史家，他相当平和而公允地记述并评价了汉武帝“孝武纂极，四海承平。……疲耗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在李陵事件中他以事实为根据，坚持维护历史的真实，尽管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今天翻开这一页，尤其让人肃然起敬。下面，是另一个真实的故事：杜甫谏房琯，肃宗召三司推问，三司者，吏部尚书韦陟、崔光远和颜真卿，其时，唯颜真卿不加附和，对杜甫未加宽宥。杜甫对于此事，郁郁于怀。后来“安史之乱”爆发，时任平原太守的颜真卿在敌后孤军作战，撑起“大唐”的旗帜。战乱中杜甫颠沛流离，感时伤事作诗万言，有“诗史”之誉，却没有一个字提及颜真卿和颜真卿组织和领导的“平原抗战”。而且在艺术上，杜甫突出“瘦硬”以针对玄宗倡导，颜真卿等人效法的“肥美”。如果让杜甫做史官，以“诗史”作历史的话，留给后世的将会是怎样的历史呢？我无意说古人的是非，只是想证明孜孜囿囿于个人恩怨，并不影响一个人成为优秀的人，但绝对不够资格去记录历史。所以，胸怀宽广，公正无私，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是史家的，也是纪录片特有的素质。纪录片人以记录历史为责任，放开个人的、小集团的恩怨纠葛利害冲突，不为权势益美，不为寇仇恶言，追求客观真实，记录一段段真实的历史。
◎ 今天我们拍摄的纪录片，不管是大题材还是小事件，不管是伟大任务还是升斗小民，不管是高投入还是低成本，都要带着这种历史的良心，去对待，因为在明天的眼睛看来，今天就是它们记录的各个样子，它们就是历史。在我们之后的历史就是由这样一段段的记录，串联并证明的。
◎ 纪录片对于历史的作用是长远的，对于现实，在很多时候它有着立竿见影的作用。
◎ 作为大众传媒的产品，纪录片有着这大众传媒产品共有的属性和作用。比如，它也传播信息，宣传和教化民众，愉悦心灵，舆论监督，引导社会生活等等。在这里重点谈及的是纪录片的一个突出的功用———在现实社会中提供真实的参照。这是其他任何一种大众传媒产品所不具有的。
◎ 生活是真实的，但生活并不能证明生活本身。人是真实的，人也不能证明自己。就是说，我们总是要通过什么来观照什么，来确认什么。而能够提供这种参照的“他者”就必须不同于自身并且与自身有一定距离。就像照镜子，我们通过镜子里镜像认识物质的自我。文学艺术也能提供这个“他者”，因为它们源于生活又高于（不同于）生活，用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中的生活、思想情感观照现实。但是文学艺术虽然源于生活，但毕竟是一种创作，在生活原形上集中、抽象再虚构，和现实的真实已经相去甚远。我们从中看到的是生活的影子而不是生活的像，得到的是审美愉悦，是一种人文关怀或者说终极关怀。但人们不能从中得到一个参照，来定义现实。就好像看《红楼梦》，你可以为宝黛爱情悲剧泪流满面，看《罗密欧与茱丽叶》感慨万千，但是我想不会有人以此为根据得出结论我们今天的恋爱和婚姻是多么的幸福啊！
◎ 但是纪录片就完全不同，它是现实生活的真实记录，它是客观事物、现实生活的像而不是影，经它关照到的社会人生是真实的、确定的。所以我们能够用纪录片做参照定位自己的生活。看过《结婚》（成都电视台摄制），你可以感叹自己的爱情缺乏浪漫；看过《风妹》，你会教育孩子珍惜自己的学习条件。看了《台阶》，你会说生活就是这样的。欣赏梵高的《一双鞋》，你的灵魂会因作品表现出来的苦难和坚韧而震颤。而在德国纪录片《等一下》中却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在那里有那样一些人艰难而屈辱地生存，你可以得出结论，世界还是不平等的，或者对自己说：我们过得还不错。
◎ 这也应该是纪录片带给民众最直接的影响。有一位女大学生得了艾滋病，她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但是当她看到了文楼村以后，她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念。因为，她知道了她并不是最不幸的，还有人比她惨。纪录片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提供一个参照，让观众找到自己的正确的坐标，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简单地说就是：你惨有人比你还惨，你强有人比你还强。这样每个人都会珍惜现在所拥有的，追求未来更美好的。
◎ 当然，定位是否准确，要看参照物是否恰当。所以，作为现实的参照物的纪录片，一定要真实。真实的才是可以相信的。很容易被忽视，现在电视台、影视公司的竞争已经形成了，为了争收视率、争市场或者是宣传的需要，一些纪录片人背离了真实的原则，夸大其词或断章取义，甚至用套路套。比如拍摄搞科研的或者痴迷于某种兴趣爱好，或追求艺术的人物，一定要把主人公的妻子（或丈夫）拉出来当反面角色，又吵又闹，然后主人公在重重反对之下一意孤行，坚持战斗。一个、两个观众还觉得有意思，可看多了，全这样，观众就闹不明白了，怎么那么优秀的人物，都找这样的妻子（或丈夫）啊？
◎ 现在纪录片的样式已经是多种多样，记录的手法也层出不穷，电脑动画片等技术的融会贯通，也加速纪录片的发展。我们这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的真实早已经不是90年代初我们执着的跟腚派和自然主义的真实。一定范围内的真实再现（演历史），不失为一种对缺失记录的很好的补足方法。我看过一部美国的纪录片，讲一位摄影家在“9?11”事件中的经历，有一段讲他从工作室的窗户看到远处世贸大厦被飞机撞了，他赶往现场，画面是他在昏暗的楼梯上奔跑，镜头摇晃并做了抽帧，配以粗重的呼吸的效果声。很显然，这是一段真实再现，是事后补拍而且是摆拍出来的，但是再现当时的情景并且很好地再现、渲染了当时的混乱、慌乱的气氛，并不给人以虚假的感觉。但原则是所“演”内容应该是过去确实发生过的。至于那些可能、应该、不确定发生的事，或者不是此人此地发生的事情，还是不要拿来混淆视听了吧。现在有的纪录片人为了片子好看，有卖点，人为地编造情节，制造矛盾。或者移花接木，或偷天换日，认为“片子好看就行，谁知道真的假的？”但是，我们历史的良心呢？社会的良心呢？作为纪录片人，我们纪录片的良心呢？

◎ 作者  李家岭    单位：连云港电视台对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