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各类系列台雨后春笋般的相继出现，中国广播节目的表现形式和手法已呈多元化的发展格局，无论是节目形式还是节目内容都显示出百花齐放的景象，受到了广大听众的普遍欢迎，广播的收听率一度直线上升，“广播热”的再度升温成为人们交相谈论的话题，这是令人欣喜的。但是，与此同时，主持人节目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播界同仁和部分听众的不满，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改观，广播的再度滑坡就可能又一次变为现实，广播界刚刚开始的春天就会离我们远去。
本文想就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与业内同仁展开讨论、商榷，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推动和促进主持人节目整体质量的提高，谈一点个人的见解，以期与各位取得共识，这就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初衷。
问题的第一个方面表现为，近年来，节目主持人的语言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随意性、不规范性和不严肃性。而这些现象却被一些人推崇为“自然”、“生活化”，视为节目成功的秘决和手段，这不能说是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误区，是对大众传媒的污染，是对祖国语言的亵渎。
现在全国各地纷纷开设了许多系列台，涌现出一大批节目主持人，这些节目主持人大多是直接从社会其他部门招聘而来，他们自身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他们思维敏捷，知识较为全面，具有创新和吃苦耐劳精神，为中国广播界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一缕春风。但无庸置疑，他们也有其不足和劣势，其中，表现尤为突出的是语言表达不尽完美和差强人意。这本应该是广播界同行引以为戒的。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我们一些专业播音员在做了主持人之后，突然更弦易张，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放弃了多年修炼的正果——即科学发声法，而是邯郸学步，模仿起一些港台主持人的说话方式，从语气、声调、刻意追求、为恐不及，连一些口头语的毛病也全盘拿来，更有甚者，一些主持人竟以“港台腔”为美、为时尚，开口“嗨”闭口“啦”等拖腔怪调的语气词不绝于耳，令人肉麻，令人作呕。如果这仅仅是一些主持人审美情趣不高，或是一些人的时髦病在作祟，也还情有可原，如果认为这就是今后我们中国广播主持人语言的发展方向与趋势，这样说话就达到了“三贴近”了，那就是大错特错。
当前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或者说是观点，这就是传统播音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需要了，已经没有生命力，这种说法在现实生活中不难找到其注脚：一些省、市电台节目经过改版后，字正腔圆，富有美感的传统播音突然销声匿迹了，原有的播音组或播音部也不复存在了，在上述观点的支配下，一些广播的决策者在主持人的选拔上处于一种盲然浑顿的状态而不知所措，或者跟着感觉走，跟着流行时尚走，他们选择主持人也不再用原有的标准、尺度去衡量了，而是发誓要离传统播音越远越好，甚至把优秀的传统播音一概视为“播音腔”。这里有一个怎样重新认识看待传统播音的问题，因篇幅有限，这里暂且不论。现在，一些人似乎在极力贯彻这样一种观点：中国的主持人要与国际接轨，与港台接轨，不这样不足以说明其改革或进步。
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类普遍都有求异的思维特性，追求新、奇、特的心理，但人们这是在寻求美的愉悦，忽视了这一点，而一味追求所谓生活的“自然化”、亲切的“港台腔“，节目主持人将可能出现声嘶力竭、囫囵咬舌、怪声怪调，节奏紊乱的不正常现象。诚然，我们的节目是应该以”三贴近“为准则，但绝不是以降低主持人的语言水准为代价的。高、尖、僵、直只是传统播音的伴生物、副产品，但以此来全盘否定传统播音显然是错误的。“爱憎分明、刚柔相济、严谨生动、亲切朴实”才是传统播音的精髓。那种声音不悦耳、口齿不清晰、语言不规范、语无伦次，音不由衷，甚至浓烈的“港台腔”是与传统播音大相径庭的，但竟然有人美其名曰：“自然”、“亲切”、“生活化”，这不能不说是认识上的偏差。歌德对艺术与自然的关系曾有一句精彩的论述，那就是“艺术之所以是艺术，就因为它不是自然。”美学意义上的自然是：“不工者，工之极也”，绝非生活语言原封不动的照搬，人们常说的“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也是这个道理。如果一档节目仅以主持人的语言是否生活化、自然化，来作为衡量节目成败、优劣的标准与尺度，那显然是对艺术的反动。
现在一些系列台的主持人节目之所以引起一些轰动，并受到人们的欢迎，绝不仅仅表现在主持人所谓自然化的语言上，而取决于贴近听众的节目内容。如果我们做过专业播音员的主持人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清，还一味刻意模仿他人，就有东施效颦之嫌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的播音员、主持人，那就是从播音员到主持人要学会自己说话，以致许多人认为做过播音员的主持人只会照本宣科的播读，而不会在节目中说“人话”。其实，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简单划一，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这里不作专门论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责任不全在主持人身上，我们的广播准确地说是从报纸这一书面语的形式移植转化而来的，试想一篇社论或满纸书面语的稿件，又岂能是一个“说”字了得。
那么是不是传统播音与主持人节目就是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是风牛马不相及或南辕北辙的呢？有没有在充分继承传统播音的精髓、真谛的基础上而主持的节目又倍受大众青睐的呢？前者的答案却是否定的，后者的答案是肯定的。仅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神州夜话》和《千里共良宵》栏目为例，两档栏目开办数载，久经不衰，成为中央台最富影响的名牌节目之一。这两档节目的主持人向菲、姚科都是传统播音的受益者，他们的播音水准都是国家级的，是人们学习的典范，但是他们在他们主持的节目中，其“说”的水平同样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不是一般人可以一蹴而就的，需要多年的修炼，才能得其正果。也正因为他们有高超扎实的播音技巧，驾驭语言的雄厚基本功，他们的主持才能游刃有余，挥洒自如，使其节目达到精巧秀美，行云流水，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为什么我们一些主持人对高雅的东西望而却步，或不屑一顾，而对媚俗的东西却趋之若骛，情有独钟呢？除了辨别是非能力不强，审美情趣不高外，唯一的解释那就是学坏容易、学好难。
不错，主持人应该学会说话，但这种“说”不是低水平的“说”，不是自然主义的无技巧，不受语音规范的任何限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以致把生活语言中的糟粕一古脑地全都拿了进来。主持人的语言不完全等同于生活中的交际语言，主持人的语言既是一种个人行为，又是一种社会性传播行为，是大众传播的一种手段，他要求主持人一定要有话可说，又要繁简适度，说得准确，说得好听，富有个性，那种认为纯生活化的语言是听众熟悉的，因而对听众来说有亲切感是低估了听众的鉴赏能力，是与大众的审美情趣背道而驰的。久而久之，听众也会对此嗤之以鼻。有无亲切感，要看主持人对听众的态度和感情的把握上，捏着嗓子、嗲声嗲气，或低声低气，甚至以模仿“港台腔”为时尚，自以为是取悦听众的好办法，孰不知这是一种格调不高的媚俗表现。
一些主持人还有这样一种心理，过去拿着稿子播惯了，现在做了主持人来主持节目，生怕人家说他不会说话，就有意识地把一句本来能说的很流利的话说得支离破碎，瞌瞌巴巴，加进去许多不该要的语气词。要不然就是，一旦从播音的框架中跳出来，为了显示他说话的水平，就天马行空，为所欲为地说，结果是拖沓、绕圈子、废话连篇，听众却云里雾里不知所云。虽然是生活化了，但给人的感觉是苍白、呆滞、罗嗦。这就未免显得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主持人的“说”已不单是一个简单的语言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主持人的语言是节目的载体，没有好的载体再精彩的内容，也会大大折扣，难以达到预期的宣传目的和效果。现代传播学告诉我们，广播节目既要符合“说”的习惯，更要符合“听”的规律，“说”是现代传媒的手段，而“听”才是目的。广播作为社会信息传播的中介，代表了一个国家语言文字正确使用的标准、尺度，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地区文化素质的高低。同时，广播语言具有很强的示范性，所谓示范性就是做某种可供人们学习的典范，而现在一些主持人的语言是很难让人们学习效仿的。可以说，现在是需要净化广播语言的时候了。
以上所述，反映的是当前一些主持人在语言上的一种不良倾向，接下来我就与各位同仁探讨一下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也就是一些主持人身上存在的另一种倾向，即以漫无边际的胡吹乱侃、大放厥词为知识渊博，这是主持人的另一个误区。
上文说了，一个合格的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具有较为过硬的驾驭语言的能力，那么是不是说一个优秀的播音员，就可以立马变成一个优秀的节目主持人？答案是：不一定。播音员与主持人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从播音员到主持人有一个角色转换的渐进过程。这一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还与诸如知识结构、文化素养，新闻敏感度，主题与题材的取舍提炼，写作能力及审美情趣等因素相关联。
主持人节目在各地大凡都有过“一炮打红”、“一办就热”的轰动效应，待到最初的鲜劲一过，一些听众开始冷静了，变得爱思考、爱挑剔了，一些主持人节目已经显出几多窘态了，诸多的不足日渐显现，也就是说许多主持人还未找到使节目永葆青春魅力的法宝。突出的问题是“水”与“浅”、“水份多、信息少，大段时间都用了，七拼八凑档次低，热热闹闹结束了”。是对当前一些主持人节目的真实写照，假如主持人不在节目的内涵方面下一番功夫，使其或丰满精彩，引人入胜；或富于哲理，耐人寻味，主持人节目就很难长期拴住听众，听众对广播就可能移情别恋，另有所爱。如一些谈心节目，主持人与听众交流时，夹杂一些毫无意义的寒暄闲聊，要不就是插科打诨，开一些庸俗的玩笑。谈心节目，我们不求主持人个个能传经布道，说出的话句句是金玉良言，或叫人拍案叫绝或扼腕叹息，起码也应该给听众一些有益的启迪，在“一寸光阴一寸金”的今天，广播的播出、传送，意味着人力、财力的大量投入，有的主持人却占据着频率——这一有限的空中资源，在那挥金如土，口若悬河的乱侃，这既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也是对听众的一种愚弄。
另外，还有一些节目缺乏文化厚度，说的话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甚至被一些聪明听众牵着鼻子走，这就是主持人的先天不足，在节目中表现为底蕴不足，给人以井底之蛙的浅薄感。
主持人节目能否长期吸引住听众，主要是靠主题开掘的深，思想内涵的广，文化品位的高，这样节目才会有力度。如果一档节目没有力度就会成为一种泛泛而谈，高格调便会变成唱高调。主持人节目力求谈出知识，谈出哲理，谈出品味，应该是办节目的方向和要求。
王纪人曾在《广播电视研究》中撰文提出：“节目主持人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者或节目的前台组织者，他本身就是信息的制造者之一，是社会热点的发现者和引导者，他参与一种文化或推进某一种文化，所以节目主持人本身就是或应该是文化人。与其它文化人的区别在于他是握有大众传媒的文化人，既然节目主持人是这样一种社会角色他首先是文化的使者，把世界优秀的文化和现代文明介绍给听众，这就要求主持人有广博的文化历史知识和文学艺术修养，要有在地平线上发现新的动向的眼光和兴趣，节目主持人不仅是文化使者，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文化的建构者。主持人除了要有他所主持的那个栏目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外，他还应该对现代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社会热点、社会心理和大众审美趣味及审美趋向有浓厚的兴趣和广泛的了解，他还要有发现和创造的热情，有锐敏的观察力和较深的洞察力，有发现乃至制造社会热点的才能，有不断推陈出新的内容、形式乃至对新栏目的开创能力。除此节目主持人的判断能力也很重要，这种判断能力可能是政治的、道德的，也可能是审美的、日常趣味的，无一不与自己的文化修养有关”。如此高的要求，如此高的标准，对我们一些主持人来说就显得力所不能及了，远不是我们一般主持人在话筒前随随便便，不负责任地随意聊上一阵侃上一通的事情。
由此看来，谈论主持人节目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主持人也不仅仅是一个时髦的称谓。如果说过去对播音员的要求是当一个“杂家“，对一些问题泛泛了解就可以了，而主持人就不应停留在这个基础上，他应该是某一门类的专家、学者。但这并不是说，播音员就比主持人低一档次，这是由工作性质决定的，相反不少播音员也有集大成者，如齐越是播音艺术大师、夏青是中国的语言学家。
我相信，只要我们的主持人们孜孜以求，不断进取，在具备了深厚的语言功底，广博的文化知识，高尚的审美情趣，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前提下，他所主持的节目就一定会有较高的格调和品味，而较高的格调和品位才是主持人节目永葆青春的魅力所在。（灌云广播电视台 王 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