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逮到连云港市广电局成立30周年刊登征文启事的机会，我见缝插针，前来诉苦。

    早先，我以为当记者好啊，无冕之王，走到哪里，虽不说呼风唤雨、挥斥方遒，却也吃香喝辣、风光无限。不曾想，我随同连云港电视台的记者先后几次到海岛拍片，一点光没沾上，苦却吃了不少。

    第一次和记者进连岛拍片，是在1986年。那时候拦海大堤正在修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乘班船而是坐一只舢舨进岛，反正那是我第一次乘舢舨走那么远的水路。渔民把橹摇得嘎吱嘎吱响，那舢舨一路上下颠簸、摇摇晃晃，搞得我提心吊胆，生怕一不小心，掉进海里喂了鱼虾。

    进岛后，我们住在水文站的办公室兼宿舍里。那三间屋子是平房，两间住人，一间是厨房。四五个人挤在一间屋里，人像罐头里的沙丁鱼。那年月，吃得简单，早上吃馒头，喝玉米糊糊。中午和晚上顶多三个菜，一荤两素。以至于在岛上住了一个星期，回到家，我最最强烈的欲望就是想吃红烧肉———肚子里闹灾荒，严重缺油水啊！

    当时我们住的地方电压低，不能用来给摄像机的电池充电。这样一来，可苦了我们。每隔几个小时，我们就要派一个人步行四十分钟到修筑拦海大堤的工地上去充电。在摄制组，我的任务是撰稿，但由于电视报告文学已经开拍，本子修改的任务相对减少，而类似给电池充电这样的杂活便义不容辞地落在了我的身上。

    二十年后，也就是2006年，我随同连云港电视台的记者到车牛山岛拍摄电视片《一个人与一座岛》。时过境迁，同样是进岛，可我怎么也闹不明白，都过了二十年了，广大人民的生活质量有了大幅度地提高，而记者们却仍旧是“土老帽”，也不挑挑捡捡，竟然逮着一艘渔民的机帆船也要坐！船小，驾驶室根本没法让人休息，我和记者们只好像一条鱼，蜷着身子，躺在无遮无挡、充满浓浓的咸腥气味的木质甲板上。结果，海风吹，太阳晒，四个小时的航行，竟让我裸露的皮肤别无选择地呈现出水煮大虾的颜色！

    为了不给驻岛人员增加负担，临行前记者按照摄制组的人数定量采购了大米、蔬菜和猪肉。等船靠码头，成了骡马，手提肩扛，一趟趟地往山上运送物资。车牛山岛大约海拔五十公尺高，一条由无数级水泥台阶组成的小路，把负重的我们一步步举向了天空。说起来，我曾在前三岛拥有过一段当兵的岁月，我知道扛着整袋大米上山是个什么滋味。问题是，那时候我年轻，而现在年过半百，时隔二十年，让一个老同志再次大喘气地往岛上运送物资，真是让我感慨万千！但眼瞅着身边与我同行的女记者，也像我一样当搬运工，累得一颗汗珠子掉在地上摔八瓣，你还能有什么脾气？

    又过了一些日子，我们为电视片补镜头再一次进车牛山岛。那回交通条件虽有改善，乘坐的是武警部队的交通艇，但海上的风浪实在太大了，甲板上已成了海浪的占领地，我们只能钻进舱里。

    船舱并不平静。风浪肆无忌惮地捶打着交通艇的钢板，发出阵阵雷鸣般的响声。在这种恐惧的气氛中，舱里所有没有固定的东西诸如木沙发、茶几、报刊架等都在不约而同地随着船体的倾斜大幅度地移动着……我坐在椅子上，两手下意识地紧紧抓住椅子的扶手，生怕一不留神被倾斜的船体掀翻在地。离我不远，是一位个头比我高的记者。他浑身瘫软，脸色苍白如纸地躺在那里，晕船把他折腾得几乎不省人事。忽然，一阵大浪打来，我看见那个记者被激“活”，倏地从椅子上弹起，然后夺门而出，我知道他是呕吐去了，他不想“现场直播”，吐在舱里……正当我为那个记者担心时，在我一侧的一个橱门没关严的书架倒了下来，那些平日里温馨可爱的书们，此时竟然变得如此凶神恶煞，纷纷劈头盖脸地向我砸来……

    船靠码头，那个晕船晕得死去活来的记者立马架起摄像机开始工作。我担心他把景物拍得四处旋转，但事后看片，还行，他晕船不晕机，拍摄效果相当不错。

    想像中，再过十年，假如我有机会仍然随同连云港电视台的记者进岛拍片，还会涛声依旧，继续吃苦吗？

    我想会的。

    因为我与记者同行。

    市文联  刘晶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