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云港传媒网】见到林同奇先生的文集在大陆出版，让我想起了几件事。那是1990年代初，在南京东路上海新华书店的学术书苑，我第一次见到美国学者柯文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买回来当即阅读，很喜欢这本书。除了因为作者的研究思路很合我当时的思考之外，另外一个原因是译文的清晰准确。海外研究论著的中国译本当时已不少，但有一些论著不知道在讲什么，这一方面与汉学家的论述水平有关，还有一方面的责任在于译者。大多的译本都是业余翻译者对着字典，一字一句硬译出来的，字句生硬不说，很多地方语句都不连贯，这也难怪读原著比读中文本意思要清楚明白得多。柯文的书在当时的成功，大半原因与译文的流畅清晰有关。因为柯文的书，我第一次接触到林同奇先生的名字，觉得这位先生笔下的西学译文可靠，值得认真阅读。悠忽之间，十多年过去了。2005年夏，我去哈佛燕京访学。临行前与王元化先生道别。王先生说你到波士顿代我看看林同奇先生，问候他。所以，到哈佛安顿好之后，就与林先生联系，知道他住在波士顿附近一个叫Reading的小镇。通电话之后很久，因为国内某家出版社要出版《史华慈纪念文集》，收录了林同奇先生的文章，关于版权受理问题需要我帮助，因此在2006年初夏的一天，我带了太太和女儿乘车去他家。见面寒暄之后，林先生就问了不少大陆学术界的问题，从问话中，可以感受到他对文化问题的兴趣。我知道他与哈佛的很多知名学者熟悉，像燕京学社的杜维明先生、费振清中心的孔斐力教授和麦克法夸尔教授、哲学系的普特南教授以及已故的史华慈教授等，都是他很熟悉的朋友。林先生1980年代来美国，20多年来一直坚持研究学术。他的研究有一个特点，就是与时代思潮关系密切，这可以见诸他的一系列论文。交谈中得知他有一部论集将在大陆出版，但出版社要收取一定的赞助费，还有就是担心有关部门审查通不过。我心中暗暗为他祝福，希望他的书能够顺利出版。
  
　　不知道现在的文集是不是还是由他老先生赞助出版的，但见到书能够顺利出版，为林先生高兴，当即推荐给很多朋友，希望大家能够阅读。林先生的文章大都是关于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的论题，不是我的专业所长，但从阅读的角度，我愿意读这本书。文字的清晰是这本书最先吸引我的地方。史华慈也好、柯文也好，还有后现代史学海登·怀特的论著，国内学者都不陌生，但在理解上似乎缺乏林先生的清晰。譬如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到底对美国中国学研究意味着什么？林先生的评价有两点，一是持续的学术批判力；二是动态的研究模式。什么是持续的学术批判力呢？我的印象就是在西方语境中对别种文化历史的研究始终应保持一种反省的心态，防止将别种文化“他者化”。研究者在研究中难免带有自己的主观色彩，但在一个时期很多研究中共同呈现出相似的主观性时，这种主观就不是个人的观点、意见行为，而是集体认同。在美国中国学研究中，一个时期很多人都在采用“刺激－反应”模式理解中国近代历史时，柯文指出这种模式存在着“他者化”的倾向，并强调不同民族历史发展动力和方向的多样性问题。这是柯文“中国中心观”的基本思想。还有就是柯文“中国中心说”的思想来源之一，是对史华慈先生学说的接纳。史华慈强调人类思想的多样性，强调人性的复杂性和多种力量的交互作用。在他看来，人类至今还不能完全认识自己。所谓的人性在历史上并不是只有正面积极意义的单项进展，而是交织着很多幽暗，甚至见不得人的意识。这些意识与所谓人性的光辉在历史过程中从来都是共存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理解中国的历史，现代化并不是一条光明的坦途，也不是惟一的历史动向。很多负面的历史坎坷，正是现代化的结果。这种理解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方式，与“刺激－反应”模式相比，保持着很大的弹性和动态性，让人们注意到现有的解释模式之外历史解释的多种可能性。对林先生文集的另一种兴趣，就是作为文史研究者，我关注林家作为近代中国世家大族，是如何培养一代又一代成功人士的。林同奇文集中有两篇很好的文章，一篇是《林家才子——回忆长兄林同济》，另一篇是《林氏家风——中国士大夫传统现代转化一瞥》。这两篇文章原来在网上刊登过，特别是前者，让我感到震动。对照现有的各种版本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对1940年代“战国策派”思想言论的描述，至今依然是一幅漫画。“战国策派”除了强调“铁”与“血”的战国图景之外，文化上好像再也没有什么新东西了，那些“战国策派”学者似乎也被很多人视为是没有人格的御用文人。但对照《林家才子》一文，我们看到的是另一幅历史图像。作为“战国策派”的核心人物，林同济教授无论学识和为人，都无愧于知识分子。他是本着一种社会良知在思考和工作，他最后的归宿也做到了“战士战死在疆场，学者牺牲在讲坛”。
  
　　读林同奇先生的文集，常常让我生出一种幻觉，好像又回到了波士顿近郊，在那六月的阳光下，在那到处是森林、草坪的地方，漫无边际地神聊各种话题。这种无所不谈的乐趣，是林先生带给我的快乐，也是读此书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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