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博热搜榜几坨毫无营养的词条中，一个话题显得尤为瞩目。

点开，映入眼帘的是：

“3月4日，印度公布2021年人口统计结果，国内人口达到14.156亿人，超过中国的14.126亿人，成为人口第一大国!”

大多数网民自出生起，“中国人口第一”就是常识，经历这种变化，无异于“历史转折点”一般，免不了热议一波。

在众多议论声中，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又被提起：

印度会不会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确实，对于被灌输过“人口红利”理论的每个中国人而言，看到庞大的人口数量，自然而然会想到廉价劳动力，想到拥挤的纺织和电子厂，想到源源不断出口国外的工业品，想到经济的高速增长。

同时登上热搜的另一条新闻，助长了某种焦虑的情绪：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表示，近年来，外卖、电商、网络直播等吸引大量的年轻人就业，甚至快递外卖行业“内卷”到有研究生去竞争。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去工厂上班，导致产业工人空心化现象愈加突出。”

一时间，“建议鼓励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话题阅读量已经超过5亿，讨论超过4万次。

当三星、小米、富士康已经纷纷前往印度设厂，而中国工厂却出现大批“提桶跑路”现象时，双方在国际产业链上可能的直接竞争，已经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其工业化进程不仅决定这个国家未来发展，对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可能的深远影响，每个国际观察家、产业关注者都不能忽视。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首先陷入了一个误区——胡乱套用“中国经验”。事实上，现阶段除了“人口多”这一点以外，印度和腾飞之初的中国差异巨大。

人口多，不意味着就有人口红利。如果一个人生下来注定一辈子在田地劳作，日复一日地只是耕耘、浇灌、拔草，这样的人再多，也称不上“红利”。以农业生产的低水平，每个人的产出堪堪养得活自己，基本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以供扩大再生产。

因此，“人口红利”指的是“工业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红利”，来源于早在工业化启动之前，就超前培养的庞大潜在工业人口。

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有什么不同呢?

农业时代一个农民，一生可能只待在方圆几里的一片土地，交往的对象可能只是固定的几十个人，每天定时定点完成千百年不变的劳动过程。

而到工业时代，人的生活范围、交际范围和生产内容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进而对世界的整个认知都需要改变。这个改变，需要系统化的教育来完成。

根据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江宇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上提供的数据，在改革开放之前10年，中国的基础教育，特别是高中教育规模曾有一波大踏步地扩张。

数据显示，从1965年到1976年，中国高中生数量从131万人增加到1484万人，10多年增长了超过10倍;同期，初中生从803万人增加到4353万人，小学生从1.1亿增长到1.5亿。

对照相应年份的出生人口，以上数据意味着，在1976年这个节点上，差不多所有适龄人口都上了小学，66%的适龄人口上了初中，30%的适龄人口能够上高中。

横向对比世界，老牌强国基本上都是在有一定工业化水平，剩余产品可以供养大量脱产人口的阶段，才实现义务教育。例如，美国三分之二的州实施义务教育，是在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的上世纪50、60年代。

而在1976年这个节点，中国9.37亿人口创造了1539亿美元GDP，人均GDP仅有164美元。

纵向对比，即便随着产业升级，对高学历人口的需求增加，但其实中国大多数工作的教育要求还是中学教育水平。而中学生的数量从1976年的4353万人，到2020年的4914万，增长并不多。反过来说明，那个时候培养的中学生相对整个工业经济的需求是远远过剩的。

与此同时，中学教育和基层文化活动不仅普及了工业劳动的能力，更普及了现代化生活的需求。中国在工业化之前，就拥有了全世界最庞大的一批工业劳动力，有知识、有纪律、有基本的现代社会交往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对工业化心生向往。

这群人不仅能很快适应工业化的生产生活，还会反过来逼着工业化快速前行。

这种条件是印度不具备的。

印度虽然拥有庞大的人口，但根据CEIC数据，在突破13亿的2015年，其国内小学阶段学生人数仅为1.3亿人。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小学阶段”包括了1到8年级，也就是对应于中国小学+初二的阶段，单看小学生还要更少。

缺乏教育的人口，不能称作工业人口，自然也不能算作“人口红利”。

其次，印度和中国的产业发展之路完全不同。

中国产业发展严格符合经济规律，大致分为3个阶段：

第1阶段是要素驱动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承接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以纺织和电子产业为代表，随后其他低端制造业跟进，在广泛地区形成产业集群和规模优势。

商品离开轰鸣的流水线后，首先不是进入中国老百姓的家庭，而是打包装进集装箱，连夜疾驰到东部或东南的某个港口，吊装上船，发往国外。

这个阶段的产业发展，让大量中国人从年收入3000-5000元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到工业区挣起了30000-50000的年薪，从而引领我国进入第2阶段——需求驱动阶段。随着消费力的提升，所有到中国的投资，开始把生产目标转向这个统一、庞大的市场本身。

这个时期还诞生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对商品有着更高需求的人群，他们想要更质优舒适的穿着，想要兼具味觉体验和健康的食物，以及精神层面的更高需求，并愿意为此支付更高的价格。

以低端制造业集群为基础，逐渐升级的消费力为契机，全世界的中端制造业也开始往中国集聚，并利用明显的成本优势，将世界其他角落的同类产业挤出市场。

深圳成为山寨手机之都，义乌生产全球工艺品，全世界绝大部分假发出自许昌，当全世界大部分人能接触到的工业产品，都和中国有关时，中国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世界工厂”。

然后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第3阶段——产业升级、科研驱动阶段，用密集科技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

中国的增长模式，从要素驱动到需求驱动，再到科技驱动，严格符合社会发展规模屡，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向上趋势。

印度却奇葩地正相反，他们过去走出了一条与所有后发崛起国家都迥异的道路。

多年的经济发展以失败公众，印度在90年代初决心重新开启经济改革，不巧的是，此时正好赶上中国改革开放加速发展的节点。

在中国已经全面抢占国际制造业转移先机的情况下，工业基础、劳动力素质全面落后的印度完全无力竞争，印度政府被迫选择了一条“跨越式”发展的道路，意图通过从农业主导直接跃进到服务业主导，从而避开工业主导的第二产业。

这条路短期看是佳酿，经济发展表面上步入良性发展阶段，GDP年增长率提到6.5%左右，并且随着21世纪的新一轮经济改革进一步加快，2004-05财年至2007-08财年，GDP分别增长7.5%、9.5%、9.7%和9%。

从长期看，这条路是鸩酒。从始至终，印度从来没有过强大的工业。

2021年下半年，国内媒体关于“中国制造业占GDP比重连续9年下滑，从巅峰期的32.06%下滑至2020年的26.18%”的报道，很是掀起了一波“反思”的浪潮。

然而根据Trading Economic统计的数据，印度的这个数字从来没有超过过18%，在疫情中的2020年，这个比重更是跌到13.1%。

发展到今天，印度经济主要由大量效率低下、技术落后、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一小部分成功融入欧美产业链的高端服务业组成。在没有完整成熟的第二产业即制造业铺垫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成为印度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支柱。

2016 年，印度服务业对其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GDP占比超过 70%，这一比例甚至高于日本。据世行统计，2019年，印度服务业占GDP比例接近50%，而制造业占GDP占比仅为13.72%，远低于中国当时的27.17%。

其致命点在于，非生产性行业的运作，始终需要有实实在在的商品生产作为支撑。在缺乏本土制造业的情况下，作为印度经济支柱的服务业，本质上只是发达国家产业的分支和附属，实际上完全依赖于外资的投资推动与外需市场的拉动。

一个从事国际客服的印度人，可能服务于美国花旗银行，也可能服务于德国大众汽车，甚至可能给阿里巴巴上的外贸小店打工，但就是没有什么印度公司可供服务。

一旦国际环境变化，印度经济也要为止动荡。

对于上述问题，印度政府也有所认知，并决心加以改正。

在教育方面，2009年8月，印度国会两院全部通过了《孩童免费义务教育法(RTE ACT)》，旨在让6-14岁的少年儿童享受小学阶段义务教育的权利。该法案于2010年4月正式生效，也使得印度成为全球第135个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

这项法案有2个主要的性质，即“免费和强制”。免费是指，在小学阶段的教育，当地政府必须免费提供;强制是指，有关部门和当地政府必须确保每一个适龄的儿童都在学校接受教育。

2020年7月29日，印度联合内阁批准了《国家教育政策2020》(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2020，NEP 2020)，该政策取代了印度已有34年历史的1986年的《国家教育政策(NPE)》，为印度学校和高等教育的大规模转型改革铺平了道路。

在基础教育方面，新政极大魄力地将义务教育起始年龄从6岁提早到3岁，并一直持续到18岁。这对公立学校尤其重要，公立学校服务于大多数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与中产阶级家庭相比，他们往往缺乏学前教育。

产业政策方面，2014年，新上台的印度总理莫迪高调喊出“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的口号，誓言要追赶中国，并提出要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5%提升至25%。

虽然宏观上，印度制造业占GDP比重低的问题此后并没有得到解决，但其在部分领域推出的举措，已经显现出了，如果政策扶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对产业发展会有何等帮助。

2014年和2017年，莫迪政府分别批准了手机制造领域2项重大政策——关键性的“阶段制造业促进项目”(PMP)和总额达15亿美元的特别奖励计划(MSIPS)。

PMP是一项完整的手机产业发展规划，通过税收调节、经济奖惩等手段，推动手机产业依照组装、零配件制造、元器件制造、高价值器件制造的客观规律，逐步升级，最终培育完整的产业生态。

在2015年PMP第1阶段，印度对进口手机加征13.5%的关税，但手机零配件、元器件进口则免税，吸引手机厂商在印度本土投资兴建组装工厂。

第1阶段收获成效后，PMP在2017年进入第2阶段，除了进口整机以外，部分低价值零部件也开始加征关税，只对高价值元器件和更加上游的部件免税，进一步推动上游产业向印度转移。

其成果有目共睹。2018年，印度成为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手机生产国，印度手机工厂从2014年4家大幅增加至120多家，其国内市场销售的手机国产化率也超过90%。印度人在这个时候终于用上了自己生产的手机。

从本土附加值占比上看，从2014年的6%上升为2018年的超过30%。小米和三星分别在印度建立了附加值极高的元件工厂，并计划继续投建其他关键元器件。

其中还发生了一件标志性的事件：三星在印度诺伊达(Noida)建造的全世界最大手机制造厂于2018年落成，当地时间7月9日，正在对印度进行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专门与莫迪一同参加了新工厂的落成仪式，并为其揭幕。

在这家工厂周围，包括富士康、OPPO、vivo、传音、合力泰等品牌在内，百余家大大小小的手机工厂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的手机产业园区。

然而，这次趋向成功的改革险些被疫情摧毁。2020-2021财年第一季度(2020年4-6月)，印度经济总量萎缩达到惊人的23.9%，成为有记录以来最大幅度的季度萎缩。

尚未完全自主化的手机产业，随着全球产业链被切断遭受了最严重打击。据报道，印度制造商75%的电视组件、85%的智能手机组件仍依赖于从中国进口。疫情之下，印度国内市场组件平均价格已上涨2%至3%。

印度媒体报道称，当季本是印度电子产品的促销季，结果出现了各家商城暂停打折优惠，新品大量延迟上架的现象。

据第一财经当时对印度中资手机企业协会秘书长杨述成的采访，“2019年之后过去的工厂，很多都有经营上的困难……有的手机代工厂今年三月份就开始裁员，有的裁了三分之二，产能下降40%”。

当时，在印度设厂的中国手机产业链不少选择“回撤”，尤其是一些中小型的工厂，有的选择向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家转移，有的则退回国内。

不过，疫情只是暂时的，远远称不上印度制造业的“绝路”。根据相关专家分析，制造业回流很可能就是暂时现象，待印度疫情正式恢复，很多企业和国外采购商还是会将订单交给印度，毕竟相比较中国比较成熟的生产线和成本，印度还是比较便宜的。

如果放在10年前，说印度会成为世界工厂，相信大多数人会嗤之以鼻，即便在今天，也能找到许多理由证明印度不及中国。但站在前瞻者的角度展望大势，印度确实已经开始摸索到正确的道路，印度距离世界工厂还有多远，已经成为了有必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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